[铁锤]大厂悄悄裁员，毕业生创新高，研究生没宿舍，学历贬值愈演愈烈？

转自微信公众号 铁锤微观

这段时间，“想当行长继承家产”事件吵得沸沸扬扬。这事没有反转，从公布的排查结果看，小男孩没说谎。

孩子想当“行三代”，本身无可厚非，各言其志而已。都说童言无忌，为什么这个小男孩的话，会引起那么大的舆论风波？

究其根本是，人们希望看到公平的岗位竞争，但现实却是国企、基层党政机关单位“近亲繁殖”的景象比较普遍，这造成了很多优质岗位事实上的“垄断”，即一代人托举一代人，一代人为一代人铺路。

尤其是小县城，很多体制内的岗位常年被固定人群把持，包括但不限于机关、医院、学校、电力、烟草、石化、银行等，这早就是秘而不宣且残酷的事实。

最讽刺的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怀疑这孩子说的真实性，而且也没有人怀疑他实现理想的可能性。

对此，其实也没什么好惊讶的，施耐庵早在几百年前就一语道破了其中玄机：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

口说无凭，中央巡视组2015年“点名”中石油、中国太平保险、中国人寿等9家单位存在“近亲繁殖”。此后又发现，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六百多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

10年过去了，这种情况现在是更严重了，还是已经减轻了，我们无从得知。但从此前的周公子事件，和这次偶然发布在网上的“继承家产”事件管窥，此类情况并未杜绝，甚至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有人可能疑惑，我们不是早就实行干部任职回避制度了吗？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实中，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规避的，同一个系统，异地任职，就是最常见的操作。开头提到的小男孩的爸爸和妈妈就是异地。

有些系统，还会把这些情况当作正面事件，进行报道，此前出现的“烟三代”、“铁路世家”、“三代石油人”，都被当作佳话宣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代人在工地搬砖、两代人同城送外卖。

是啊，俗世洪流，普通人站得住脚已经千辛万苦，想出人头地，恐怕比登天还难。

我也有几个同学毕业后留在了老家县城，一年也会聚几次。从我的了解，一家三代端铁饭碗的案例，并不鲜见。

网上都说他们是“县城婆罗门”，我觉得虽无其名，但有其实。

他们的生活质量的确碾压996的大城市打工人，不管是从收入，还是吃穿用度，亦或是精神层面。他们住大房子，开豪车，也吃山姆代购，穿国际名牌，日常喝酒打牌、过节旅游露营更是一个不差。

前几天被一位网友发的帖子真实到了，他们全家体制内，4个人（小夫妻+爸妈）月收入大概2.8万，名下两套房产。每月的工资根本花不完，更不用为还房贷发愁。这个情况不能说是县城小精英的典型，只能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真正的县城婆罗门，家里的富裕程度、关系网，可比这硬多了。

开头说这些，并不是要批判谁，只能说这是我们的举国体制和社会系统决定的。都知道这种现状充满不公，但想从根本上打破常规，却比登天还难，因为有些人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新闻报道地方缺钱，要采取紧缩政策的时候，比如精简编内、缩减编外，实际上裁撤下来的只是拿钱少干活多的苦力，真正的钉子户、关系户的岗位是无法撼动的。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对于国有行业就业的公平性，以及公器私用的整风，仍然任重道远。

我真正想说的是，这个社会其实是明显分层的，阶层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当我们沉迷于网上吃县城行长的家产爵位继承的瓜时，也应该注意到，另一边现实中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学历贬值问题，已经愈发严峻了。

 

把这段时间的几个新闻连在一起看，我们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首先，从公布的财报看，过去两年，很多互联网大厂都在悄悄减员。

腾讯2023年比2022年少了3000人，而2022年又比2021年少了4300人。也即是说，腾讯员工人数首次出现了连续下降的情况。

阿里更甚，2023年减少了约2万员工，每个季度减少3000-6000人之间，与2022年相比，去年阿里减员的速度在加快，2022年，阿里员工减少约1.95万人，这意味着阿里在两年内减员约3.95万人。

这和近日蔡崇信接受专访时所言基本一致，他坦然承认错误，并表示过去三年阿里掉队了，且很早就停止了招聘。

快手、360也不例外，都在经历从野蛮生长到稳健发展的转变。当然了，以上我们讨论的是企业财报显示的员工数量，至于很多人熟悉的外包人员增减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互联网企业中，目前还在明显扩张的是拼多多，去年员工增加了3200人左右。不过，这是受益于“消费降级”，2023年拼多多走出魔鬼步伐，是靠低价取胜。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们经济不景气的一种映射。

企业大搞人事精简，是开源节流战略调整的直接体现，究其根本是受大环境影响，很多业务不赚钱，甚至亏钱，不得不大刀阔斧改革。

地产行业的人员流失就更严重了。2023年是房企“减负”的一年，减少的不仅是房企的负债、土储和销售额，还有员工。

据可研智库测算：2023年中国地产开发从业人员在160万人左右，2021年是210万人，也就是说，过去两年有近50万地产开发人员流失。

从披露的年报数据来看，22家房企减少了5.6万人，其中融创、招商蛇口、龙湖的员工数量都减少了超过5000人，金地集团也减少了3261人，保利置业减少了1472人。

一言概之，在这个寒冬中，各大企业的首要生存之道就是通过优化的方式减员，其次才是努力销售、积极回款。

这些关掉的部门和优化出来的岗位，大概不会再有人填坑了，而这些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则如鸟兽散汇入了外卖、网约车、主播、快递等无门槛、低成本且高度内卷的行业。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其中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占比接近21%。换句话说，每5个职工中就有一个是新业态劳动者。

有数据显示，现在外卖员的本科占比都超过3成了，不知不觉，外卖似乎也被卷成了“知识密集型行业”。当我们在谈论企业裁员、新业态劳动者锐增时，其实我们真正在谈论的是无处安放的学历。

其次，我国灵活就业人口连续三年攀升。

这个结论是我基于统计局公布的“按经济类型分城镇就业人员”图表估算的，具体数字虽然无法给出，但逐年增多的趋势是确定的。

另外，我查阅了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广州等省市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公积金开户情况，也发现过去三年是递增的。以苏州为例，去年下半年，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开户数量新增突破12万人，增速是上半年的3倍多。

有人给自由职业者规模不断壮大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零工经济崛起”，别说，还挺高大上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灵活就业模式变得炙手可热？

有人说是平台经济兴起，也有人说是政策支持，还有人说是社保问题和劳动法不完善。究其根本是就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问题，是老中青三代人的无奈，因为灵活就业人群的大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其说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被生活选择了。

调查显示，灵活就业人群中专科以上学历占比53.78%，本科以上学历占比25.9%，灵活就业已经事实上成为了大学生就业的“遮羞布”。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今年我国毕业生将达到1179万人，比2023年增加21万人，再创新高，大学生“严重过剩”，学历正加速贬值。

 

我依稀记得，之前在聊2023年大学生就业时，就有专家预测，将有1/3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也是这几年大学生拼命卷考研的根本原因：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很严峻，甚至已经到了需要一边扩招、一边给企业发钱要求企业接纳的地步了，前者是延迟毕业，把问题留在以后解决，后者则是典型的病急乱投医，殊不知很多企业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了，民间投资这两年都是负增长的，这说明我们最能仰仗的民营企业也在苟且过冬。

上期视频，我只是简单解读了近期我们在旅游消费、制造业、出口三个方面出现了积极信号，给大家适当来点心理按摩，这些其实也是事实，结果还是被很多人定性为“味不对”、“请喝茶”。

由此不难看出，当下多数人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期，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仍然不足，即大家普遍较为悲观，而这些恰恰都是个体基于就业、赚钱、以及消费的直观感受。

其实大家都没错，问题的根源是，宏观和微观之间存在巨大的温差，有些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可能已经在出租屋里躺了半年了，吃了上顿没下顿，但这丝毫不影响前两个月，社消总额8.13万亿，同比增长5.5%。而从商业银行利润、基建投资的居高不下，也可以看出，越是经济不景气，财富越是往少数人手中转移。而整体居民的收入和财富效应的恢复，是缓慢的，甚至是负增长的。

第四个与研究生有关的热点新闻，无疑更是学历贬值的铁证了。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是目前已经有复旦、南大、北大、南开等高等院校发布公告“不再给研究生提供宿舍”，且多是顶尖的大学，针对的主要是专硕。二是中科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南大学等陆续宣布，一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自2024年起停止招生。与此同时，近年来专业型硕士则不断“做大做强”。

 

专硕的扩招，肯定有助于减少硕士研究生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但反过来说，它也可说是学历贬值的最新迹象，连研究生也不得不屈从于就业压力和实用技能了。

君不见，现在随便一个社区基层岗位，都敢要求研究生学历了。

曾经高学历几乎是获得理想工作的通行证，但现在，随着每年超过七成的专业硕士面临没有宿舍可住的囧境，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正悄然发生变化：学历的边际效用正在下降。

原因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为“研究生太多了”，殊不知，即便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扩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也还不到1%，美国仅拥有硕士学历者就占到13.1%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社会没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岗位。工业化大体完成，没有新的增长点，大家就只能局促在有限的资源里内卷。

这既受制于教育资源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也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有直接关系——传统行业的岗位需求在减少，新兴行业的岗位需求尚未形成。

当然了，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结构也不够合理，社会需要的是复合型服务工作者，但大多数高校还是守着十几年前的思维，故步自封，结果必然是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度不高，这实际上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低效等问题的根源。

综上，学历贬值问题的确愈演愈烈。但怎么去解这道题，貌似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结构性矛盾没有速效药，需要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简单来说就是，教育政策要改，专业设置要改，应该更注重实践和应用，而不是为了虚假的就业率不择手段。

大学生很多，研究生很多，考公考编的人很多，学历也的确在加速贬值，但对于“家贫走他乡”的普通人而言，学历仍然是敲门砖，有了它你才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迫谋生，这个道理要懂。学历虽然不值钱了，但学区房、补课费仍然值钱。

我不是来搞爹味教育的，只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视角阐述我认为正确的事实。

虽然我们不得不面对，比你学历低的人，靠各种关系吃香的、喝辣的，但也不应该就此自暴自弃，因为你影响的只是自己的人生。

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能够跳出祖祖辈辈的命运轮回，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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