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友应用提供无限选择、关系标签也在不断演变的时代，一夫一妻制是否人类天性这个问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探讨。
住在伦敦的罗马尼亚人艾莉娜（Alina）在探索多重伴侣关系（polyamory）后，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种关系是指在所有当事人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与多位亲密伴侣交往。
“我最近遇到一个一直以来都是多重伴侣制的人，”她说，“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社会最后选择了一夫一妻制？”
要理解我们的演化历程，其中一个方法是研究我们最亲近的灵长类近亲及其繁殖策略。
“大猩猩是多妻制的——一只雄性与多只雌性交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基特·欧比博士（Dr Kit Opie）说，“所以群体中的后代都是由这只雄性所生，但母亲则是群体中的不同雌性。”
但欧比博士指出，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繁殖策略，因为这会导致高比例的弑婴行为。
“弑婴是大猩猩生活中相当残酷的一面，”他说，“雄性大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幼崽，这样牠们的母亲会更快恢复生育能力，雄性就能与她们交配。这大概不是我们想模仿的演化策略。”
但与人类较近亲的其他猿类中——像是黑猩猩与倭黑猩猩——雌性发展出不同的演化策略。牠们会与多只雄性交配，藉此混淆亲子关系，降低幼崽被杀的风险。
人类可能也从类似的多雄多雌交配群体开始。但大约两百万年前，情况改变了。
“原因是气候变化，”欧比博士说。
“在我们祖先生活的非洲撒哈拉以南，气候变得干燥，大片地区变成了稀树草原。早期人类需要组成大型群体来抵御大量掠食者。为了应对这些复杂的社会结构，大脑变得更大，哺乳期也因此延长。”
但在大型群体中，雄性太多，混淆亲子关系变得困难。
“此外，雌性需要其中一位雄性的帮助来抚养后代。所以她们转向了一夫一妻制。”
根据欧比博士的说法，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一夫一妻制“更好”，而是因为那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抚养大脑发育缓慢、需要长期照顾的人类婴儿，需要父母极高投入，远超过母亲单独能负担的程度。
尽管研究显示早期人类确实演化出一夫一妻制，但选择这种制度的人往往仍难以对单一伴侣保持忠诚。
“有些物种会终身与同一伴侣在一起，从不出轨，但这种情况相当罕见，”欧比博士说。
“我们最接近的一夫一妻制亲戚是长臂猿。但长臂猿与其他配对隔离开来，对雄性与雌性来说，要监控谁进入他们的雨林地盘相对容易。”
“但在人类这种多雄多雌的大型群体中，要监控伴侣是否出轨就困难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夫一妻制与其说是自然本能，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策略——而且是带有内建缺陷的策略。
尽管一夫一妻制有进化论的依据，但人类文化历来展现出多样的关系形式。
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人类学家凯蒂·史塔克韦瑟博士（Dr Katie Starkweather）记录了全球超过50个一妻多夫（polyandry）的案例，从亚洲的尼泊尔与西藏，到非洲与美洲的部分地区。
从统计学的观点来看，虽然一妻多夫比一夫多妻（polygyny）罕见，但史塔克韦瑟提醒我们，不要认为这种制度不合理。
“女性从多位伴侣中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如果主要丈夫去世，或长期不在——像某些北美原住民群体的情况——那么有备案是很有利的，”她说。
在某些情况下，非一夫一妻制的安排也带来基因上的优势。
“在疾病多发、死亡率高的环境中，如果你有多个基因组合略有不同的孩子，可能会更适应当地环境，”史塔克韦瑟解释。
但非一夫一妻制也有其挑战。维持多段关系需要时间、情感能量与协调。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要维持多位配偶都非常困难。经济上困难，情感上也困难。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一夫一妻制仍是统计学上最常见婚姻形式的主要原因，”她说。
那么，我们的天性就是一夫一妻吗？答案似乎是：是，也不是。
在人类历史与文化中，我们发展出各种关系模式，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条件。对某些人来说，非一夫一妻制带来情感自由与经济弹性；对另一些人来说，一夫一妻制仍是最简单、最易管理的爱情方式。
“人类的演化让我们具备弹性，这也包括我们建立关系和结婚的方式，”凯蒂·史塔克韦瑟说，“我们能生活在地球上各种环境中，正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与制度具有弹性。”
